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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台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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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台妹,民國來的小女子。資深媒體人,現為獨立作家,著有:從台北到北京、大陸不思議。 我不正義,只是堅持內心的本然。 email:hutongtaime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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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貧富差距與民主  

2010-07-12 01:53:43|  分类: 姑且說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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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台灣的商業周刊曾經報導,世界上最快樂的國家。第一、二名分別是丹麥跟不丹。丹麥很富、不丹比較窮。從這個國家的狀態,似乎快樂與否與有沒有無關,該篇報導的結論是:貧富差距才是快樂的關鍵。

我的看法是,民主只是一種“機器”,經過運作產生政府體制、社會狀態與官民關係。機器的本身沒有黑白善惡,操作的人決定了機器的好壞。民主這台機器有幾項重要零件:平等(票票等值)、權責分立且監督、以及寬容(可以容許不同意見與聲音的合理存在)。在這幾項零件裡,我首先提到了平等,因為唯有票票等值,投票的結果才能為大眾所接受。

記得我大學教授曾經跟我說:“什麼叫做民主?如果有一天我們學校選出一個校工當校長,我也得接受這個結果”。當然教授舉的例子是極端的,因為校工不符合校長參選資格,不可能當選。不過他的這句話倒是讓我對民主的真諦有了深刻且立體的認知。

上面這個例子說的是“少數服從多數”。而在“多數尊重少數”的展現上,民主機制裡如何保障少數群體的意見表達與權益分配,始終是項重要課題。所以在台灣,原住民立委是有保障額度的,女性,也是受到關愛的。

然而“平等”除了票票等值這個表面以外,深層的就是在於民眾是否具備差距不大的候選人與選舉人資格。

而貧富差距就是關鍵。

金錢在現今社會裡雖說不是萬能,但少了它可就萬萬不能。有了錢才能受教育、增廣見聞。至少得有錢有閒才能出國旅遊什麼的吧!而知識達到一定水準才能為良好體質的民主奠定基礎。因為無論政府預算、候選人政見、政府政策制定都需要一定的知識才能看明白,選舉人也才能做出正確的選擇。

回到文章主題,台灣在經濟發展方面始終自豪於“貧富差距小”。然而在國際大環境的影響下,(各種貿易協定簽訂、企業全球化導致大者越大、小者越小)加上本身內部的政治紛擾,這項自豪正在消逝當中。記得台灣媒體曾經吵嚷著“一個台灣、兩個世界”的選題。造成兩個世界的就在於貧富差距。許多家庭因為貧窮使得孩子在正規的義務教育以外,無力負擔興趣學習(鋼琴、繪畫),更無力進行學前教育,使得孩子一開始就輸在起跑點上,更造成日後在社會競爭中的弱勢。當一個人連溫飽都發生問題時,恐怕很難有餘力去關心政治,而任由自己的權利被漠視與剝奪。

因此,戲言“選舉是要花錢的”,無論在積極或消極層面上都有幾許真實。

然而台灣的民主進程確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而經濟高度發展產生的全民均富,也的確為民主化奠定良好基礎。至少在我印象裡,民主的日臻成熟與幾項生活中的進步有關。像是國外旅遊、非生活必須消費的增加等等。也就在那個時候,也正是台灣開始直選總統、甚至政黨輪替之時。

因為,均富使得台灣人更加在意“自己的”權利,也就使得走上街頭表達意見、選舉制度改革、乃至民意代表與政府官員的選舉都有了相當程度的變革。與此同時,台灣的教育水準也開始提昇,高等教育的平均值從高中提升為大學,碩、博士人口大幅增加,連帶使得參政者的學歷也普遍從大學提高為碩、博士。無論真假,反正幾乎立法院的立委諸公們幾乎各個是博士,而這些正好是社會整體的映射。

然而在政黨輪替後,無論是外在與本身環境所致,台灣的經濟發展停滯,貧富差距擴大,以下摘錄一段當時的台灣媒體報導內容:

再仔細看看所得分配的情況,根據當局發表的統計數據:全台灣有410萬戶的家庭屬中低收入戶,共1286萬人應編入收入在水平以下之列,佔台灣人口的56%。這許多人每個月收入是在21000元台幣以下,如果換算成美元是每年賺7300多塊美金。2000年的調查結果顯示,那時台灣的中低收入家庭有330萬戶。2000年以後,民進黨執政,台灣多了八十萬戶即兩百多萬“窮人”。 低收入的界定是每人每月的收入在8433元台幣以下,據“官方”數字顯示,台灣約有17萬1200多人符合這個水準,其中以台東、澎湖的人口居多。 又有一項統計數據顯示,台灣有20%所謂高收入族群的財富,多年來持續增長,其它80%的人口,口袋裏的錢愈過愈少。 任何人見到這組數據,都會得到一個結論,台灣的貧富差距多年來一直在擴展中。前台灣暨南大學校長李家同博士,曾做過專題演講,指出窮孩子增長很快,貧富懸殊愈甚,數年前最貧窮的人家和富有戶的收入比例是19比1,如今增加到61倍,正指明這個現象。而且問題的嚴重性和迫切性,是最貧與最富之間的比例在三、四年之內從19倍躍增到61倍,簡直是一種飛躍,太過驚人。

至於貧富差距擴大具體造成對民主的戕害分為消極與積極兩個面向。消極方面:中低階層民眾對於生活所需已疲於應付,因此無力參與公共事務,長此以往將導致政府決策與關懷缺乏對此階層的需求滿足。積極方面,社會的不公使得這群人開始懷恨、抵制政府施政,給社會造成不安定的因子。

因此,台灣的民主進展始於社會經濟的發展與全民均富,而危機正肇始與這個基礎的消失。兩極化的社會階層成為政治上藍綠對峙的拉扯,使得政府施政與政策制定都產生了一定的停滯。幸而台灣社會畢竟發展到成熟階段,許多弱勢族群的民間組織、乃至學者專家、媒體的關切,不但讓問題在尚未嚴重之時即大聲疾呼引起社會普遍關注,而在野黨的杯葛與喧嚷更可促使政府正視問題的嚴重性,從而反映在其施政。

文章一開始我提到了丹麥與不丹這兩個國家的快樂指數位居世界一、二名。丹麥的女王都是自己推著購物車在超市採買。不丹則在宗教與自然環境保護的前提下,並未積極發展經濟,杜絕了因為資本集中發展經濟導致貧富不均。這兩個國家在相對剝奪感較少的情況下,丹麥人選擇職業大多按照興趣而非能賺多少錢,因為什麼職業賺錢都差不多。我記得媒體報導中舉的例子是,在丹麥一個送報生與銀行職員的薪水相當接近。而不丹則由於其宗教思想與對自然環境的熱愛的思維下,人民更為著重本身的精神層面。而無論富或者窮,這兩個國家的共同呈現是“貧富差距小”。當然快樂與民主發展之間的關聯性不大,但快樂會使得國民向心力強,自然為政府治理提供良好條件。

我自己的切身感受是,當彼此之間沒有顯著差距時,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將更為和諧與自然,歧視少了,自然會讓每個人更加關切自己的生活與精神狀態,不會因為對他人擁有比自己更多而嫉妒、甚至產生仇恨情緒,自然也就減少人與人之間的惡性競爭、勾心鬥角與攻擊。許多大陸朋友問我,“你們台灣怎麼藍綠鬥爭如此之激烈?”其實,媒體報導的放大與聚焦,使得台灣民間生活的平凡與平靜因沒有媒體報導的亮點而無法呈現在大陸朋友眼前。我的感覺是,在台灣小老百姓更專注於自己身邊的一畝三分地,在意自己與家人的生活更多於對整個世界的關注。或許這又落於大陸對台灣經常質疑的“島民心態”,而當我在這片廣大土地生活多年以後,我卻認為,恰恰是這一畝三分地的島民心態,使得台灣人更加本分與單純,而這正是台灣民間自然而生的一股平靜與親切的社會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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